徐贲: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与说理 | 季风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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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求知方式和知识评估标准。这个过程所涉及的认知问题大部分都不是新问题,但互联网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更加普遍、更加复杂,因此更值得我们重视。互联网对我们的认知过程、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发生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能改变那些对人类来说是最为基本、最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自主性的智能因素,这些因素才是我们在学习和教育中最需要坚持和培养的。学校教育利用互联网和其他科技手段,是为了帮助发展这些智能因素,而不是找到它们的替代品。这些智能因素——理解、判断、想象、审美、创造——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不是互联网的技术化手段所能代替的。

随着互联网渐渐成为各式观点交锋的公共空间,“公共讨论”逐渐成为常态。6月21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做客季风书园,为大家解读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与说理。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与说理
主讲: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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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题目是“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与说理”。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我们与知识有关的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知识观念,即什么是知识;第二部分是求知方式;第三部分是对知识的评估标准,也就是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知识是否真实、透明,是不是对生活有意义。知识观念、求知方式、知识评估——我们讲的这三个问题都不是互联网的新问题,只是因为互联网使这些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创造这些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有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变得更加复杂,有它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发生变化。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判思维。这个工作在纸媒时代是落在编辑身上的,我们在纸媒要发布信息、出版书籍,或者是学术刊物发表文章,都会有编辑来替我们把关:一是为了保证这个知识有重要性,二是为了保证这个知识的质量是可靠的。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地落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认为是知识的东西上传到互联网上。我们需要自己来鉴别知识是否重要和可靠。那么,我们需要用怎样的基本方式方法去鉴别呢?

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知识。我从知识的观念开始说起,在说这个之前,我先简单地说一下我自己对互联网的基本态度。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互联网是一种破坏作用大于创新作用的新机制,还有一种态度是说,互联网让人类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会自动带来进步。这两个都是技术决定论。我认为,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互联网是一个由人创造和供人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用得好不好,全在于用工具的人。

互联网虽然在知识方面给我们很多新的东西,但是人的智力和知识,包括理解、判断、想象、好奇、审美、创造等等,像这些东西,至少目前我还没看出互联网的技术能够代替人思维的这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应该构成我们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重点,因为它们能更多地告诉我们,使人之所以为人,人不同于哪怕再高等智能机器的,是哪些东西。互联网时代让我们对这种教育内容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的认识。

  •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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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边界》书影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书中提出了一个类似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媒介即知识”式的大胆论断,“互联网本身并不拥有创造知识实体的要件,知识不存在于书籍之中,也不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不再存在与人的头脑里,那么,个人头脑里的知识又是怎样的知识?对于知识者的个体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问题”?互联网是否真的如温伯格和其他一些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改变了我们处理知识方式的新事实?抑或是一个有待我们面对的新问题,因为个人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毕竟有互联网所不能改变的因素?这些并不是抽象的哲学认知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到互联网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不仅要让学生们获得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习如何学习(learn how to learn)。今天的学生教育离不开互联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互联网对我们今天的知识观念、形态和获取方式的影响是否都可取,或者有哪些是不可取的,因此需要我们有所警觉和对应措施,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只是对社会文化研究者是如此,对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也都是如此。

“知识”的观念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每一次变化通过对“知识”的“左右”和“上下”两个维度上的“对比”调整来实现的。左右(平行)的维度确定知识的对比物:知识是与什么相区别,相比较而言的;而上下(层次)的维度有另一种区别作用,知识以什么为基础,知识又是什么的基础。这两个维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是混用的。例如,1988年,美国学者羅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勾勒出这样一个逐渐收窄的金字塔结构,最下面的是信息,往上依次是知识、理解、智慧。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字塔的层次结构理解为一个平行结构,知识在平行的关系上不是信息,也不是理解或智慧。事实上,在对互联网时代的讨论中,知识的主要区分物经常是信息,在只是讨论信息与知识的区别时,很少把信息当作知识的基础。但是,当在这二者之外又添加一项“数据”(data)的时候,由于信息是从数据中抽取出来的,这三者之间的上下层次维度便又显现出来。

《圣经》里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箴言18:15),知识是用心领会的,是用心去倾听的,知识是超越身体感官经验的特殊领悟,是“智”和“慧”的收获。这样的知识似乎比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层次要高,更接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解、判断和智慧。雅典人认为,知识是真实的观点,是因为正当的理由而为人们所信服和相信。笛卡尔则认为,知识是经得住怀疑的东西,我们在可以想象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怀疑的,那才是知识。现代科学家认为,知识是可以反复试验,被证明无误的事物。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知识的定义是,知识是用合理的证据或理由证明为真实的信念(belief),这个对知识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希腊的源头。拉里·桑格(Larry Sanger)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自以为的所知》一文中对此写道,“自柏拉图之后,哲学家们认为,知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信念。首先,它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它必须是证明合理的(justified),有好的理由或证据来支持它”。

什么是好的理由呢?好的理由就是经得起批判思考怀疑,并能提供可靠证据的理由。有的理由初看起来颇有道理,但经不起质疑(rebuttal),这样的理由不能算是好的理由。对具体的理由,会有不同的质疑方式。有这样一个例子:历史界有一个说法,梁思成拯救了日本的京都、奈良。谌旭彬对此提出了三点可以怀疑的理由。第一,这个说法是否高估梁思成对美军决策层的影响力,因为“没有材料显示梁的影响力能及于美军决策层”。第二,是否低估美国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认知和努力,因为美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物保护,中国在1944年向盟军提供沦陷区文物地图,非属主动,而是美国政府提出来的要求。第三,此说的核心“证人”,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风评不佳。(参见谌旭彬,《“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是一个神话》,原刊腾讯《大家》)第一个怀疑是要求提供确实可靠的事实证据(参见《明亮的对话》第二讲);第二和第三个怀疑都关乎说理的信誉和形象(参见《明亮的对话》第五讲),美国政府有可信度,而罗哲文则缺乏可信度。

今天,知识是被人们认为具有真实性的观点或信念,这种真实性并不等于一般所谓的“客观性”(objectivity)或“事实”(facts),而只是在一个有限度的意义上的“被合理证明的信念”。温伯格很恰当地称之为一个“停止点”的系统,“知识一直是一套停止点系统,其正确性有由无数停止点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运作良好”。例如,你有一个问题,向专家咨询(正确的询问策略),你得到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你想知道的),由于你接受他支持这个结论的理由和证据(正当、可靠),对你来说,你得到的信息是可信任的、靠得住的,所以你可以不再继续询问了,这个停止点就是知识。当然,如果另一个人不这么以为,他还可以继续质疑、追问,直到到达一个至少是暂时可以不再继续追问下去的停止点。在公共说理中,如果有说服或到达共识的作用,也是这样性质的停止点,而不一定真的是找到了什么“客观”或“事实”的东西。

在大多数情况下,“客观”与“事实”的所指相同,只是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习惯说法,例如,新闻报道要讲究“客观”,要“实事求是”,公共辩论和说理中要“摆事实,讲道理”,科学论证或学术论述要“以事实为依据”等等。客观和事实的对立面都是迷信、偏见、主观臆测、单纯的理论推导等等。

知识不等于“客观”或“事实”,并不是自从有了互联网才是这样。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与客观和事实的不同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也使得这种不同更成为“知识”与“信息”必须有所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的的根本理由。

人们一直相信,不同意见的人们理性、公开地交流和辩论,是通往真实和知识的必经和可靠之途。这一直是一个理想,而非现实,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理想变得比以前更虚幻、更不现实了。我们必须对此要有更清醒的认识。这不是说,我们不再要真实,不再要知识;而是我们应该明白,通过理性、公开辩论可以期待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真实,怎样的知识。互联网时代,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面对这样的现实,理性、公开的辩论经常不会得到一个大家都会接受的结论。人们会在每一件公共论题上都存在不同的看法,称此为分歧也好,多元也罢,几乎总是谁也不能改变他人的看法。我们对必须学会面对这种现实,学会包容更多不同的看法。

早在互联网时代来到之前,哲学和语言哲学家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总是在与对事实的解释打交道,而不是与事实直接打交道。所有的事实和经验都是一种解释,不是个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解释是一种社会性行为,由解释而来的真实或知识是一种话语。解释都需要有出发点,不存在地位独尊的解释出发点,任何解释都必然平等面对来自不同出发点的其他解释,但是,在特定的社会里,有的解释话语会被优先对待——这个社会环境(social context)决定了解释的社会性。例如,在自由民主社会里,人们接受以事实,而不是以情绪为基础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人们接受以事实为基础的解释话语,但不接受以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解释话语,在话语内容遭到严格审查的专制国家环境里,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对于知识的解释来说,这些都不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才有的新情况,互联网时代并没有改变什么,而只是让这种情况更清楚、更不可回避地曝露在我们面前而已。

  • 面对网络,如何成为一个自主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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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真相》书影

在互联网时代,自由、民主的知识活动和公共说理中,事实仍然重要,它被接受为真实的一个基础,但并非唯一的基础。这是因为,互联网时代无数不同来源的巨量信息让每一种不同的看法或观点,都能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事实”证据。不幸的是,这样看法被许多人当成是可以从网络上直接下载的现成知识。美国哲学家迈克·林奇(Michael Patrick Lynch)在《我们联网》(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中译本题为《失控的真相》,中信出版社,2017,参见我为此书写的导言)一书里认为,“生活在我们联网的时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不因为可以超级容易地获得如此多的信息,而被诱使成为别人看法的被动容器”。17世纪理想主义思想家曾试图确定什么是可靠知识的基础,洛克认为,经验是唯一可靠的基础,而笛卡尔则认为,只有怀疑才能确保知识的可靠,此二者都是个人理性所能做到的。林奇指出,“洛克和笛卡尔也许把理性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太简单化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反一个相反方向的错误。今天,获取知识比笛卡尔或洛克想象的要更快捷,也更依赖与他人。如果不小心,我们就会相信,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下载而已——所有的知识都是被动的。这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只是被动、接受的知识者,我们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自主’(autonomous)的思考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理由’来相信。”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认为个人可以在不与他人有信息和知识联系的情况下,独自获得知识,无论是在比喻的还是实际的意义上,我们已经联网。但是,网上的知识不等于就是我的知识,可以方便地下载,毫无保留地接受并运用。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成为自主的思考者,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获得经过自己证明合理的知识,这时候,他才能说,“我知道这是真实的”。

这听上去似乎并不困难,但稍不留意,就会出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有一些随时在起作用的认知偏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别人提供不实信息,或者轻信别人的不实信息。我自己也不例外。

“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微信中广为转发,后来证明是假消息。我和许多人一样,一开始信了这个假消息。这看上去似乎只是因为轻信,事情过去了,本可一笑了之。但是,人为什么会轻信呢?我为什么就信了迪伦拒奖的假消息呢?

我是从朋友微信上传的消息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并没有觉得那是假的。我并不吃惊,但觉得有些奇怪。消息里说,鲍勃•迪伦得奖后整晚上一秒都没有睡,对着墙上的欧美地图坐了整整一夜。凌晨,他打电话给了经纪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其理由是,“我们美国人的音乐,不需要欧洲人指手画脚”。我心里想,不领奖就不领奖呗,扯什么美国人的音乐欧洲人不能指手画脚呢?文学艺术的影响不能以国家来划界,迪伦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他拒奖也许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特立独行,但这种矫情的表演反而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我没有怀疑这是假消息,因为我没有理由怀疑它是假的。这里有不止一个原因。

首先,迪伦是一个以反叛和行为难以预测著称的艺术家,我头脑里已经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他的拒奖理由与我头脑里的想法是一致。所依我就“自然而然”地把这当作了他拒奖的真实理由,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一种“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又称肯证偏见或验证偏见,是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的一种,指的是,当我们主观上已经有某种看法或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够支持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视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证据。这种偏误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能觉察自己的偏误,不等于他在其他事情上也能觉察自己的偏误。

其次,我没有怀疑这是一条假消息是因为,我没有给它太多的注意。我们只是对特别注意或在意的信息才会产生认真的怀疑,有了怀疑也才会去进一步核实。我们对每天接受到的许许多多信息会作一个快速的评估,一般会只关注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信息。对信息的重视是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必要条件,只有重视了才会细加思考。我对这条假消息觉得奇怪,但并没有将此转变为认真的怀疑,因此也就没有想到要核实它的真假。

其实,核实这条消息并对之证伪一点也不困难。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媒体没有一个报道迪伦拒奖的消息。如果再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条消息来自“洋葱新闻”,洋葱新闻以正统的新闻报道手法,报道纯粹虚构或真假掺半的新闻事件,从而达到娱乐或讽刺的目的。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公共说理和批判性思维,总是跟学生说,在评估一个消息是否可靠时,不要忘记核查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在读到迪伦拒奖的消息时,我自己就没有这么做。除了我没有重视这条消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是从朋友微博的信息里读到的,这样的信息是经过我朋友们筛选的,我对他们的智能有基本的信任,所以更没有对消息产生特别的怀疑。这其实也是我对学生强调的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一环:即使信息来自你认为值得信任的来源,你也还是有责任检验它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在我把迪伦拒奖当成真消息(至少没有当成假消息)的时候,在我的头脑里自动形成了一个我自己信以为真的逻辑关系(“因为-所以”)——因为他是个反叛而行为捉摸不定的人(因),所以他可以做出拒奖之事(果)。洋葱新闻在编造这条消息时,利用的一定也是这个看似逻辑的关系。然而,这种逻辑关系只是一个错觉或幻觉,在我头脑里的“因”和“果”可能都是事实,但其实并没有逻辑联系,逻辑关系是我错误想象出来的。就算迪伦真的拒奖,他的反叛性格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美国有这样一个谬误因果的例子,虽然是滑稽戏作,但却颇能说明“确认偏误”的错误推断。有人认为面包是有害的食品。他选择性地运用这样的“客观证据”:一、吃面包的人百分之百最后会死。二、爱吃面包的名人中包括希特勒、斯大林和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三、90%的暴力罪行都是罪犯在吃过面包的24小时内干下的。每一个证据都是“事实”,但你会接受这些事实证据所支持的结论吗?

  • 真实与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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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真相》书影

真实与诚实一直是有区别的,但也很容易被混淆为同一件事情,因此,人们对于用“真话”或“事实”来说的谎言往往特别缺乏应有的警戒和抵抗能力。在互联网时代,真实与诚实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为了识别和抵御用“事实”来说的谎言或歪理,就更加需要运用批判思维。

人们常说,谎言重复一千次,便成为真实。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说谎者成功地欺骗了他人,让别人把虚假错误地当成了真实。第二种可能是,说谎者开始知道自己说的不是真话,甚至还会内疚,但久而久之习惯了,便认为自己并没有说谎。也就是说,他最后成功地欺骗了自己。如果说谎者自己不认为是在说谎,那么他是否就在说真话呢?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在说真话,那么,他是否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知道什么是诚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诚实呢?人们经常从正面的品格特征来界定诚实,例如,一个诚实的人是真诚和正直的,他做事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然而,诚实更经常是从反面来界定的,或者说,诚实是从不做什么来理解的。如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不伪善、不虚伪、不奉承拍马、不两面三刀等等,其中又以不说谎为最重要的一条。

那么什么是真实呢?真实是被证明为与事实相符的东西或事情。真实不是一个人可以在自己头脑里决定的,而是必须由众人用共同认可的标准来加以论证,并因通过这样的论证而被共同接受为可靠的知识或实情。真实的反面是虚假,而说真话的反面则是说谎和欺骗——故意制造虚假,诱导他人将虚假误以为真实。

因此,一个诚实的人至少应该不故意说谎的。如果他知道自己所说的事情不真实,那他不会告诉别人说那是真实的。他有时候也会说不真实的话,但他并不知道那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不是故意在骗人,所以不能说他是欺骗。

那么,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说真话而仍然是一个诚实的人呢?这虽然不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诚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确实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说了假话,而自己却认为是真实的,那么,他的假话并不影响他的诚实。如果就算是全世界的人都说他错了,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这倒反而更加让他在心里觉得自己是一个诚实无欺之人。但是,在他人眼里就不同了。如果事实证明他所说的确实是假话,那么人们不会认为他具备诚实的美德,而是会认为那是他的顽固和愚蠢。可见,作为个人对自己主观看法的诚实不同于他人客观评价的诚实。

自以为诚实是不够的,而且可能是一件要付出道德代价的事情,一个人可能因为特别想在心里觉得自己是诚实的,所以反而会做出虚假的事情来。或者是,由于不能忍受自己不诚实这个事实,因此会用他自以为是诚实的方式来做不诚实的事。用说真话的方式来说谎便是一个例子。有多种可以用说真话(诚实)来说谎(做不诚实之事)的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有五种。

第一种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又称“摘樱桃”。那就是专挑或者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故意不提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这在商业欺诈和政治欺骗中都很常见。

第二种是突出不重要的区别或者淡化重要的区别。你去买一辆汽车,同一个品牌的两种型号差价很大,推销员劝你买贵的那种,对你说它比另一种有这个或那个额外功能,其实他明明知道,那些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功能。

第三种是用例证代替论证。例如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货品质量差,却举出这个或那个客户非常满意的例子,以此证明自己的货品质量很好。即使他不是用“托”故意行骗,即使这个或那个客户满意是事实,他也仍然是在说谎。用个别的正能量事例来证明其实并非美好的整体状况,也是这样一种说谎。

第四种是借他人之口,也被称为参考消息式说谎。传递一个虚假的消息,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转述他人的看法,借用他人的说法。就算他人确实有这个看法或说法,真实的复述仍然是一种说谎。

第五是借用平均值。统计学教材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个公司可能报告说它的策略是由股东们民主制订的,因为它的50个股东共有600张选票,平均每人12票。可是,如果其中45个股东每人只有4票,而另外5人每人有84张选票,平均数确实是每人12票,可是只有那5个人才完全控制了这个公司。又例如,为了吸引零售商到一个城里来,商会吹嘘道:这个城市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非常高。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就以为这个城的大多数市民都属于高收入阶层。可是,如果有一个亿万富翁恰好住在该城,其他人就可能都是低收入的,而平均个人收入却仍然很高。

真实与诚实不是一回事,这也是为什么在英语中有“诚实的真实”(honest truth)与“不诚实的真实”(dishonest truth)的区别。诚实的真实中的“诚实”是真实的加强词,再进一步加强 ,会再加上一个字,成为 God’s honest truth,这是一种只有神的权威才能担保的真实。在人世间,诚实的真实已经是够好的了,不过在成人世界里很难觅得。正如美国诗人老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 Holmes,著名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霍姆斯之父)所说,“这个世界上所有诚实的真实差不多都是在孩子们那里”。

林奇在《我们联网》一书里指出,在公共说理中,“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以及网络和媒体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政治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分裂开来”。批判性思维不只关乎个人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且关乎维护公民社会的自由机制和防止社会分裂。林奇借鉴了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如果你珍视自由,真理就会现身”,或者如《圣经》约翰福音中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实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批判性思维体现的是人的自主性,而欺骗和洗脑则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侵犯。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自主性时,首先指的是他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动能够有所归属;然后还要求一个能够有意识依理性行动的自我,且这个自我的行为能够解释其行动的目标。另一种关于自主性的概念则是要求免于外在约束的自由,一个自主的人不是被其他人操纵的人,或是被强迫去做符合其他人意志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且能够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目标。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年青学生的说理教育,而且更是一种所有人的自由教育。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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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徐老师您好!您刚才从真的角度来理解知识,不管从截取古希腊传统,还是最后回到公共政治中,公共政治和自由的关系。我的问题是知识的反面,您可能关注了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叫Harry G. Frankfurt。他之前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叫On Bullshit,一本叫On Truth,分别出版于2005年、2006年,第一本翻译成中文叫《论扯淡》。在他的概念区分下认为,所谓扯淡比谎言更可怕,因为谎言是建立在对真理认同的基础上的一种掩饰、修正,或者出于公共或政治的目的。但是他认为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扯淡比谎言的威力更严重的原因在于,他既不在乎真,也不在乎假,而是无外乎真假,对于我们讲的“论证真实和信念”的一种颠覆。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从真的反面来讲,这种所谓的扯淡和谎言,他们之间是否有区别,以及如果有差别,这个扯淡从历史纵深来讲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由于这种表达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信息转速高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而不是您刚才讲的问题之前都有,只不过现在更突出。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怎么区分扯淡和谎言?第二个,扯淡是不是新的问题?谢谢。

A: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屁话比谎言更害人》,Frankfurt的那个小册子已经翻译成几十种外语了。你刚刚已经提到扯淡和谎言的区别了,谎言至少要别人相信它,在它的心目当中还有真和假的区别,扯淡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就乱说了。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举了几个中国的例子,后来发的时候全部删掉了。有一个例子,李小琳说“中国公民道德档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扯淡,它不是一个谎言,它不关乎某一种真实的东西,她就是在那儿瞎扯淡。还有就是甘阳的例子,他当时提出来,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侵略。我想在他头脑当中应该很清楚了,欧洲有启蒙运动的时候,哪里考虑到你中国三百年以后,拿不拿它作为西方文化侵略?

你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扯淡比谎言更有危害的是,我们对真实的态度变得很浅薄,我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如果仅仅是谎言,我们至少还可以争论。我们现在太多的扯淡,而不是太多的谎言,它对人们对于公共性的信任的伤害要远远超过谎言。我们对谎言至少还可以反驳它,你对扯淡没有办法反驳,你一旦反驳它,你就把自己降到它那个位置了,你也开始扯淡了。

Q:徐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平时在看网上各种新闻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一开始出来一些信息,然后紧接着出来和这些信息完全相反的信息,甚至最后还有反转。我想问的是,在这种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怎么样能从这些信息中寻找真相?

从我的实际经验来看,这里面的信息量太大了,我需要从网上求证这个信息花费的成本非常大,甚至有些信息无法求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付得起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一个延伸的问题,如果大多数的人,平时付不起这种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这种社会的真相该如何水落石出?您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A: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真相也许永远不得而知,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现实,最大多数的真相可能是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的。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的精力和时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所以找到真相不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做不到也不要为之太羞愧。这个问题不光是一般的人,就是学者也会有这个问题。

首先,错误的信息导致错误的结论,实际上在我们公共事物当中,许多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结论是并存关系而没有因果关系,很多情况下,正确的理由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另一方面,正确的结论可以有错误的理由来支持。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认知错误。在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天生的捷径,比如,我刚才说我自己关于鲍勃迪伦的事。我写了一本人为什么上当受骗的书,我自己仍然会上当受骗,这些是我们头脑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人性的定义,并不是因为你知道它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只是少犯一点而已。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发现的信息是共存的。在我们头脑当中,我们把它界定成因果关系,这个在我们认知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不能够理解分裂的、没有关系的事件,特别是当事件一多,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叙述。这是我们天性当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听故事的,故事里面发生的事情,可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一旦串联起来就变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哪里去找,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也就是到哪里去发生怀疑。这在一般人的头脑当中是不清楚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说我们陈述最基本的样式,就是因为和所以,我希望不要留下这样的误解,好像你有一个因为,就有一个所以,这个理由不能充分。最容易犯错的还有另一个地方,就是看不见的,在因为、所以之间还有一个假设。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陈述的结论:尼克松是一个好总统。然后我证明他,尼克松非常擅长于外交,这个理由是一个真实的理由,至少是一个部分真实的理由,因为他的确非常善于外交。但是我说的这个说理,是一个错误的说理。为什么?因为、所以当中还有一个假设。一个总统只要善于外交就是一个好总统,这是不对的。

那么,在说理当中,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假设都说出来,也不需要。如果你要把说理当中所有的假设都说出来的话,那个理永远说不完了。那么,在现实的说理当中,我们经常是不说出来的,而不说出来,你怎么去找到它?那就费时间、功夫。除非一个人是经过很好的训练,他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问题。另外,就是受到很严格训练的,很有知识的人照犯。我举几个例子,你们看看在你们头脑当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在70年代,美国两个心理学家,一个叫Tversky,还有一个叫Kahemen,他们提出三种heuristics,很抽象的,第一种是可用性,第二种是代表性,第三种叫锚定。第一种可用性,就是我有一些经验,在判断的时候一下就冒出来了。比如,如果一位女士说,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那么,她一定碰到过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一说到男人,她就会一下调动出来这个想法,这叫可用性。这种情况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有一些人经常用常识思维,但是常识可能有误导的东西,人们的思维都是很局限的。还有锚定,就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判断时,经常和某个东西作比较,我们中国制造好,为什么?因为还有北朝鲜,比我们差的。我们经常把一种判断,建立在与某些事情的比较上面。

还有,比如说动情。我们为什么会被人说服?persuade和convince不是一回事,convince是因为有理由给我们。persuade和它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做一件你不想去做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你被说服了。比如说家长,女儿大了,回来就和他们说,剩女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去相亲。她并不是觉得自己一定要去找一个男朋友,而是被说服了,为什么?亲情。经常有亲情,为你好,然后你就被说服了,诸如此类。很多我们看来是不应该犯的错误,事实上是常见的错误,所以我们会减少责备,而多一些理解,当然我们的理解并不是接受它的看法,而是想为什么犯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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