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谁像他那样将自己也当做思想材料”:王元化如何反思五四运动? | 季风赏书

季风赏书

王元化先生辞世已有10年。

王元化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九十年代,学界曾有“北钱南王”的说法(尽管王元化先生自己并不认同),钱指的是钱钟书,王则是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早年参加革命,编辑报刊,在最黑暗的年代被隔离审查,却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想法和做人原则。“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

下面这篇文章,梳理了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一边续接前辈的方法继续研究,一边以自身作为思想的材料进行反思。他认为“五四”在崇个性、反专制方面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而最为吊诡的是: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恰恰又是因为“五四”传统中一些深层思想模式所造成的。

“五四之子”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了什么?
文 | 胡晓明

无标题

  • 九十年代的思想生机

一九九二年前后,王元化修订了他的重要作品《文心雕龙创作论》,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出版。

《文心雕龙创作论》自一九七九年问世,到一九八四年再版,共发行五万多册。不仅受到专家学者的赞赏,而且十分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因为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古代文论本身。它实际上是遥遥承接了世纪初的一个学问传统,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文献相互释证”的传统。王国维的传统在“五四”后曾受到相当重视,有不少后继者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强调“主义”的指导,立场的革命化,以及世界观的决定意义,导致研究者个人思考的缺席和支援意识的贫乏,使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单一重复,几乎排斥了新观念的开发与新方法的尝试,流于陈陈相因,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的科学品质。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以他长期以来浸渍于西方哲学文论的素养,大胆采撷西方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名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互相阐释证明,正是直承王国维以来自西方文学与哲学的新观念、新方法,运用于中国旧学问旧材料的做法,正是一举复活了王国维的求变、求新的学问精神。所以,王瑶先生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决定选取十名典型学人,加以研究,以呈现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顺序的排列,王瑶慧眼独具: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

  • 很少有谁像他那样将自己也当做思想材料

王元化在修订后的《文心雕龙讲疏》“序言”中写道:“作为这部书的作者,对自己著述能够取得这样广泛的影响与回应,自然感到欣慰。但同时也萌生了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都是源于该书最得力的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思想性格。

黑格尔哲学有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能够在混沌中呈现秩序,在经验中凸出理性,在部分中把握全体。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在主观、情绪化和一厢情愿中,回归客观规律的把握。“五十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这种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它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倘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在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王元化借助于黑格尔哲学,试图去发现和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试图针对时代思想的病症,对症下药。那时,他深深为黑格尔式的理性力量所折服,认为它具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雾,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

但是,他后来发现这里有着不易察觉的问题。“六十年代过去了。十年浩劫之后,当我可以重新阅读、思考、写作的时候,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认识,再估价……他的哲学充满了复杂的矛盾。黑格尔哲学严格地恪守他为自己体系所构建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理念深化运动的三段式。他的著作明显地流露了对这种刻板的、整齐划一的体系的追求和用人工强制手段迫使内容纳入它的模式的努力……我认为自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认真清理的,除了他那带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学说外,就是我深受影响的规律观念了。

王元化对所谓“规律观念”的反思置疑,是以九十年代讲究学理和排斥情绪化的思考方式,来继续八十年代的思想课题。长期以来,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与文化思想中,一直有一个符咒式的语句,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解除符咒的思想家眼里,这只是一种“意谛牢结”,一种知识权力符号,一种取消人们独立思考的一元式语言。在这种语言神话的笼單下,人们只能屈从命运,而不能探寻可能;只能定于一尊,而不能有多种声音;只能消解创造性,而不能释放探索精神;只能思想专制,而不能文化民主。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思想命运似乎一直很好,在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哲学史专家那里,讲黑格尔就是诠解规律、必然,他们都没有谁真正反思黑格尔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奇妙关系。王元化从自己开刀,从营垒中突围。很少有谁像他那样认真严肃,将自己也当做思想材料。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我分内事”,一旦生命融化学术,学术确是我分内事。

  • 思考政治民主问题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再进一步,就是在政治学说领域中对黑格尔式思维的反思。

这当中有一个契机:一九九二年五月,王元化应邀主持复且大学金重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答辩会。王元化受此引发,进一步思考政治民主问题。不久后,写成《与友人论公意书:致李锐》。信中说:

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黑格尔幻想有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于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于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不管把这个普遍性叫做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情况并不会有什么两样。黑格尔的同一哲学,使他非常方便地作出上述逻辑推理,得出消融在普遍性中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竟能保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过去我曾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

一九九六年,他写《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又说:

当时我对黑格尔关于两种普遍性的划分十分钦佩……长期以来我不止一次援用了这个说法。近几年我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反思,这使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认为黑格尔在具体的普遍性问题上,没有能够摆脱给他哲学带来局限的同一哲学影响。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足取,但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如果不承认它是不可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囊括在自身之内这一事实,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将会给人类的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当黑格尔陷入同一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后果。

  • 进入较陌生的领域中去

从反思黑格尔引发对政治学说的关注兴趣,王元化从哲学的层面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卢梭的公意概念和我们的人民概念竟如此相似”,但是,他还是在哲学的圈子里提出同题,还没有真正深入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内部去查看来龙去脉。卢梭、洛克与西方政治学说史的关系,他还没有涉及。在读书治学上,王元化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追求习惯,在“文革”前读经典,就养成了不断往深处追寻的做法。他又非常推崇中国老一辈学人读书读第一手材料、读原典的朴学精神,于是不顾自己已是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不顾自己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十分熟悉,执意要闯进这个对于自己来说较为陌生的领域中去探寻究竟。

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反复精读《社会契约论》。那本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被他密密圈点,朱色粲然。同时,又摘录、钩玄为一本笔记。在读原典过程中,他还参读张奚若多年前的《卢梭与人权》和《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两篇长达十余万字的大文章。张文引文直据法文原典,王元化为了弄清张奚若的理解可靠不可靠,又邀请了复旦大学法语专家李棣华教授来家里,一句一句地校读原文。终于,他发现《社会契约论》原来是一本思辨色彩极浓厚的政治哲学著作,之所以后人有不可化解的歧解甚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因即在于“书中那些思辨哲学不是仅仅凭借常识就可以理解,相反,常识在这里往往只会起着误导作用”。

林毓生教授看了《与友人论公意书:致李锐》后,称此文所做的工作是“欧洲第一流思想家所达到的高水平”。在中国美院的研究生课上,林教授专门将这篇文章发给学生做教材。

要不是友人吴江的一封来函,王元化或许不一定将读《社会契约论》的结果写成专文。吴江,中央党校的教授,曾发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资深理论家。他在给王元化的信中说:“非常惋惜,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理论界(无论前辈或后辈)并没有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新国家学说来……我想,这恐怕正是导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王元化回复吴江的信的篇幅大约是原信的四倍,完全是篇大文章,并且附有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长段注释。这篇文章从剖析卢梭对民主制度的矛盾态度入手,深入考察思辨哲学对卢梭构建公意概念的影响,努力还原卢梭民主理论的来龙去脉,并把他与洛克等西方政治学家的思想相参证比对,证明张奚若对卢梭的评判大体正确,公意概念确是通往全权国家和抽象人民的合法性依据,而与《人权宣言》强调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毕竟南辕北辙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篇文章无疑有两层结构:一是学理层面的求真、求实、力图对西方民主学说,以及卢梭思想本身,有真实透彻的理解;一是中国思想史层面的映照、对勘——作者说,这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一直有现实与历史关怀的一份自觉。

  • 反思的另一个方面

反思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传统文化,关于国学研究。

《文心雕龙讲疏》仍然是一个思想新起点。与六十年代的《创作论》更多关注中西文艺思想的共同原理相比较而言,九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特性;与八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比较九十年代他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割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

他晚年尽捐故艺,国内创作的小说不看了,诗歌散文也早不读,他偶尔玩赏的艺术,是儿时耳濡目染的京剧。据《学术年表》:九九二年七月。撰《京剧札记》,文中说:“在京剧老生中,我尤喜爱余派。”九九五年十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原名《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的长篇连载,连载的小标题分别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京剧与传统伦理”“摹仿说与比兴说”“演员、角色、观众”“心理交融”“善出、善入”“发展与承传”“假象会意自由时空”“失败的例子”“鲁迅谈梅剧”“以神传真”“成功的例子”“振兴与戏改”,后据此修订自制五十本特藏本,赠送友人与图书馆,全文于一九九六年春季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十二期。

王元化从世界戏剧史的文化比较背景中,谈京剧的民族艺术意味。他更多地注意到中西方美学趣味的差异特质,肯定了中国传统艺术思想有着特定成就。有个叫弗朗索瓦·于连的法国汉学家,撰文批驳王元化所提出的中国文论中的“想象”观念,为了回答于连,王元化曾在篇与海外友人论学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过去胡适认为京戏缺乏西方的戏剧三一律,因而不值一顾。在这篇文章中,他也反驳了这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

  • 反思中的思想轨迹

王元化注意到京剧背后所体现的传统观念的价值。他说:“我研究京戏并不完全出于兴趣,主要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考虑。我认为京戏在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在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岳飞、文天祥的事迹,今天仍会使我们感动,可是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充满忠君色彩的我们对于皇帝再也不会产生神圣的感情了,为什么还会被这些充满忠君感情的人物所打动呢?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对皇帝抱着种神圣感情,而是从他们的忠君意识中领会到另一种崇高精神。我们是被它所打动的。这种崇高精神固然蕴涵在他们的忠君意识之中,可是我们却把两者分离开来了。”

其实,早在两年前,他为《杜亚泉文集》作的长篇序言,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陈寅恪所说的“超越时间地域”之“文化理念”,梁启超所说的“思想的根本精神”等,都有学理上的根据,是可以“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而一九九五年一月,他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与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旅馆相聚,曾就传统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关系问题,谈至深夜时分……这都是反思中的思想轨迹。

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热”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从思想特征来说,是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以“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毁灭人的生命尊严感,粗暴践踏人权、人性为归宿。王元化的后半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饱受各种激烈斗争的磨难,生活经历促使他透过思想史的表面现象,去思索可以连贯史实的深层原因。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新潮的声音。二者无论如何不同,都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起点是“五四”,因而,王元化方方面面的反思,最终会从不同的间题集中到“五四”这一现代思想发源地的核心问题上,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始终不离对“五四”的重新思考,而思考的心影又不断辐射到诸如文化传统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中西思想比较问题以及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五四”是反思过程中的一个充满思想张力的核心。

  • 他毕竟是“五四”之子

自一九九六年起,王元化先生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台北联合报系“跨世纪文化反省与展望系列论坛”等,作同一主题的讲演,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他反复指出,“五四”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后者更是值得中国知识人承传的现代精神遗产。“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而另一类型的民主,即英国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探讨是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特征。

在连续几年读书、讲演、不断反思的过程中,王元化经反复思考,逐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他慎重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当做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因而王元化讲起“五四”,那样一种切身的存在感受,后辈小生们似乎很难用那一套训练有素的语言去取代。王元化多次用佛教入华来作比较,称“五四”为第二次中西文化接触期。中国文化花了千年的时间,来消化佛教文明,那么,“五四”才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而已。融化“五四”时期输入的西方近代文明,中国人才刚刚开始!

“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接受西化毕竟已有六十年,始而造器,继而练军,再继而变法,最后知道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重要,于是结晶一个“五四”。这是“五四”的来之不易,值得爱护珍惜之处。“五四”之后的中国,由小农社会、宗法社会,上下翻转为一个初具现代理念、现代组织的工商社会,科学为本、教育为本,无论如何已成社会主流共识;民主观念、理性精神、权利意识,多多少少正在慢慢浸入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而不再是空洞虚渺的天方夜谭。王元化一生尊理性,重人文,崇个性,反专制,他岂不知这些都是“五四”的光彩所在?他之所以特为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恰恰是“五四”在崇个性、反专制方面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最为吊诡的是: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恰恰又是因为“五四”传统中一些深层思想模式所造成的。爱之深而责之切。他毕竟是“五四”之子。

(本文节选自《王元化画传》)

王元化文稿
王元化 / 陆晓光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8-1

此书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历时多年的筹备,于2017年12月正式出版。这套一千两百多万字的文稿收录了王元化生前发表的著作和代表性文章,并按照主题分为文学卷、文化卷、思辨卷,各卷分列多辑,小标题按选录旨趣所加。

文学卷大体按历时态编列,亦望呈现王元化文艺生涯历程的轨迹。其中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读《文心雕龙》与黑格尔”、“读莎士比亚与外国文学”等十辑。

文化卷所录主要是王元化研讨学术思想文化问题的文章,它们大都写于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初期。其中有“人文精神与千禧年主义”、“马克思与王国维”、“五四精神与东西文化”等九辑。

思辨卷是在《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基础上的改编,增加了较多新篇,大体按时间顺序编列,共有九辑。王元化晚年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思辨卷亦望对此有所呈现。

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化特点丰富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如何发展是王元化晚年最役心力研讨的课题,相信也是这套整全文稿此时面市的一大时代意义。

王元化画传
胡晓明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2007-8

《王元化画传》内容简介:王元化从这里走出来,终究又认同了这里的精神价值。“清园”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有意味的结构:以思想为生的中国现代知识人,一个世纪艰难跋涉的执著,开端与归宿,丰富与痛苦……黑格尔说得好: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命的意义,构成真理的内容,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

《王元化画传》介绍了王元化从传主幼儿时的拍照开始,家居环境、求学经历、革命活动、文稿书影,乃至双亲遗容、夫人照片、零零总总、七股八杂,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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