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关心的是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是否受限,而非有关部门管理起来是 否方便 | 季风风向书单-180529

季风风向

本期书单有几本关于美国的书特别值得一读,一本是《林肯》,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的困局中维护了联邦的完整,没有导致生产方式迥异的南北两方最后分裂,全靠他的他的能力、判断、胆识和仁慈,他将坚决无情的实用主义与对原则的高度忠诚结合在一起,使联盟挺过了战争,同时保证《宪法》完好无损。这其中有一个微妙的悖论,林肯在致力于维护法律秩序的过程中,似乎又违反了法治,但事实上,他是诉诸于比人间法律更高的自然法,再以高度的自律与高尚的道德将事情扳回正轨,这毕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指望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拥有林肯的品质,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另一本是《惊世判决》,这就是三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判词,五票赞同,四票否决,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五位大法官合起来写了一份主判词,反对这个判决的另外四名大法官各写了一份异议判词,也是精彩至极,在判词中双方的理由得到了充分展开,哪怕是政治正确大势所趋,法律依然是一道审慎的闸门。主判词不断论证如果同性恋人不能结婚,就限制了人们的婚姻自由,而结婚的权利不应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剥夺;而异议的大法官质问道,我们是否代替民众做出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决定?这是否是大法官对人民权利的僭越?正反双方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所考虑的,是人们的自由和正当权利是否受限,如何在不同的价值中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而非有关部门管理起来是否方便,这便是司法独立的好处。

还有一本书,书名是《金钱暗流: 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揭露了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试图在全美推销他们的政治观点,进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全球变暖”说成一场骗局,鼓吹政府的监管效率低下,政治献金不应受到限制,穷人不是因为社会问题而是因为自身的懒和蠢而受穷……这就是美国的黑金政治、黑箱操作,这个巨大的金钱网络所影响的不止是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学界,而这些观念又通过学界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想一想我们头脑中的那些观念,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被人用钱灌输到我们大脑里的,正误是非是不是要重新再判断一遍。不仅在极权国家要分辨宣传与说理,在民主国家也是。

除此之外,本期还有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从中可以窥探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有关于少数民族身份的讨论,关于多元与普世的紧张关系,关于贸易与战争的关系等等重要议题的好书,都可以了解一下哦~

(文末可打赏,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书单要续命,还需要观众老爷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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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在内战中 1861-1865
[美] 丹尼尔·法伯 / 邹奕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17-8

南北战争中林肯坚决无情的实用主义与对原则的高度忠诚,既维护了联邦又无损于宪法。看看别人家领导:)

本书的作者丹尼尔·法伯是美国知名的法学家,他在这本书中以美国内战危机为视角来探究美国宪制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关系;法治与紧急权力之间的关系;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等等。这场战争的宪法维度十分复杂,可以说它提出了有关美国宪法秩序的最为深刻的问题。

作者就这些重要议题,逐章进行讨论。第一章是对南北分离危机的概述;第二章说明了有关州主权性质的争论可以被追溯至独立事业之初;第三章考察有关联邦至上的斗争;第四章直击各州脱离联邦的合宪性问题;第五章得出结论:针对脱离行为的军事抵制不仅是合宪的,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

自第六章起,作者开始讨论总统权力范围的问题。第六章是有关分权制衡的问题,第七、八章探讨林肯在内战中对军事权力的非常规运用,作为代价,它限制了传统的公民自由。

作者认为,在致力于维护法律秩序的过程中,林肯似乎违反了法治。但经过更加仔细的检视,林肯的大多数行为确实是合法的,另一方面,法治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然而一个微妙的悖论于,尤其在危机关头,法治理念的维系主要取决于共同体之领导人的品质和胆识。

正是林肯的品质:他的能力、判断、胆识和仁慈,他将坚决无情的实用主义与对原则的高度忠诚结合在一起,使联盟挺过了战争,同时保证《宪法》完好无损。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拥有他的品质,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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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暗流 :
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
[美]简•迈耶 / 黎爱 / 新星出版社 / 2018-4

是民主还是美金?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的金钱政治对于人们而言就像传说一样,时不时风闻一些丑闻,但总如管中窥豹,看不清全貌,谁都知道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细究起来谁也讲不清楚。这本《金钱暗流: 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终于能让你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看明白了。

1972年,保险巨头兼慈善家W·克莱门特·斯通给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捐赠了200万美元,这张今天价值1140万美元的支票激起了众怒并导致了“水门事件”后竞选资金方面的改革。2016年,一群富有的捐助者则拿出将近9000万美元来影响总统和国会选举。他们躲避公众审查的方式是将资金注入一个由各种基金会和匿名政治团体组成的迷宫。

这种秘密体系就是简·迈耶新书《金钱暗流》的主题。这部令人振奋的调查性新闻力作,主角是继承了现今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的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以及以他们为中心,几大亿万富翁构成的盘根错节的科赫网络。尽管企业是多元化的,但它们的所有精力却在推进保守的政治议程上。

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组织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并通过这些基金会资助和控制大学、各种研究机构,还组织各种支持右翼和保守主义的“群众”运动,从侧翼包抄影响大选。六七十年代的精神转向有可能就是拜其所赐,从主张平等的左翼色彩迅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穷人们的苦难不再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问题,而被指责是因为不够勤奋和聪慧,近五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这本书一针见血地揭露了 “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而金钱对美国政治所施加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

这个巨大的金钱网络所影响的不止是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学界,而这些观念又通过学界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想一想我们头脑中的那些观念,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被人用钱灌输到我们大脑里的,正误是非是不是要重新再判断一遍。不仅在极权国家要分辨宣传与说理,在民主国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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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判决书
申晨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2

这就是三年前美国同性恋合法化的判决书,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主判词中规中矩,异议判词精彩至极,哪怕政治正确大势所趋,法律依然是一道审慎的闸门

那是2013年10月一个普通的周末,秋叶绚烂的纽约中央公园,我在荷花池遇到了一对拍摄婚纱照的男女和他们的伴郎伴娘团,没过多久逛到城堡,又遇见了另一对恋人正在举行结婚宣誓之类的仪式。与先前那对不同,这是两名男士,一人满面红光,而另一人一脸羞涩。尽管纽约州在两年多前就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场不寻常的仪式仍然引起游人们围观,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阻止围观者拍照。

又过了一年多,一桩被命名为“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的官司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经过近半年的角逐,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以5:4的比例,判定该案的上诉方,即”十四对同性情侣以及两位同性伴侣离世的男士“胜诉。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在全美境内,任何一对同性情侣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州登记结婚,并且其他州也必须承认他们/她们的婚姻。

这一天是2015年6月26日。

又过了近三年,大法官们的判决书和异议意见,以简体中文的形式集结出版。多数方的五位大法官一致认为,婚姻权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还附属着一系列其他权利,因此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隐含的应当予以保护的权利,这与婚姻双方是同性还是异性无关。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们则坚持,比起婚姻的定义,由谁来统治美国更为重要,而遗憾的是,该案的判决是九位大法官对美国民主以及构成民主基础的各州人民的僭越。

尽管有人欢欣雀跃的同时也有人怒火中烧,历史毕竟还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自由的新生,也是平等的新生,法学教授吉野贤治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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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差异政治
[美] 艾丽斯·M.杨 / 李诚予 / 刘靖子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17-11

不符合欧洲白人男性的文化规范就没有资格在公共空间中获得正义?荒唐!

本书的哲学起点是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种种宰制与压迫。在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活中,1960-197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所孕育的观念与经验时至今日仍然在思想和行动上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个人与群体。这些运动以各种方式揭露了美国社会所深刻包含的制度非正义,但是它们却没能发现自己与当代正义哲学之间的亲缘性。本书作者杨长期关注甚至积极参与女性、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同性恋者等等边缘群体和被排斥群体所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正是对这些新兴运动的经验与观察构成了本书的批判起点。

在这部女性主义政治思想的经典作品中,艾丽斯·M·杨挑战了将社会正义还原为分配正义的主流理论。她认为,民主理论家们假定公共空间本身是均质的,从而无法对那些在文化上不符合欧洲白人男性规范的人们加以制度安排,由此也就难以纾解包容性参与框架内产生的困难。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美好的?杨的思考直接面对着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多元文化网络,并以此为基础,着重指出规范理论和公共政策应当去确认而非掩盖社会群体差异,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地消除群体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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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
[美] 埃里克·沃格林 / 叶颖 / 译林出版社 / 2018-4

世界主义会不会以普遍价值的名义消弭本土价值的特殊性与独特性?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问题是当今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民族主义问题,我们的担忧是,民族主义已走向狭隘的地方主义,从而丧失了对普遍价值的关照:凡是本民族的就是的,你对我的批判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隐藏着可怕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尽管世界主义对普遍价值充满着热情,而我们的担忧是,世界主义会不会以普遍价值的名义消弭本土价值的特殊性与独特性?因此,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呢?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例如许纪霖和赵汀阳提出了新天下主义来应对这个困境,而刘擎则以文明遭遇论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我们再来阅读沃格林的这本《天下时代》,或许会为我们开启一片崭新的思想天地,从而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问题。在本书中,沃格林以其独有的历史哲学为纲,探讨了从波斯帝国崛起至罗马帝国衰落、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普世帝国的天下时代。作为时隔十七年之后再启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的第四卷,本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原先的研究计划,然而“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原则却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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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美]戴尔•科普兰 / 金宝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8-3

听说这本书可以解释中美贸易战,或者反过来,贸易会导向和平还是战争?

人类历史充满了血腥,国与国之间的各种战争夺去了不计其数的生命,而它们往往都自诩以正义之名。那这些战争背后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和平又是在哪种状态下才得以维系?

很多学者试图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这个角度去分析以上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前提,是对国内政治和领导人产生病态时的一种利益约束;而现实主义者则从经济相互依赖看到了本国经济的脆弱性,担心他国会在未来某些情况下切断己方获得关键原料、投资、市场的途径。于是,就会设法把军力延伸到贸易伙伴国以增强控制力,从而导致战争。

本书作者针对以上两种主要观点的局限性,提出了贸易预期理论,把有依赖性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如果预期是乐观的,那么,即使过去和现在的贸易互动程度不高,也会倾向和平,避免过于强硬的姿态;如果预期是悲观的,认为未来的经济安全会受到威胁或限制,那即使过去和现在的贸易互动程度很高,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会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发动战争。

本书非常难得地涵盖了1790年以来涉及两个或多个大国的40个重要案例,包括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的各个案例等。作者像追寻圣杯一样,从厚重的历史资料中,细心寻找贸易预期理论在每个案例中的逻辑曲线,并成功地对其中三分之二的案例做出了自洽的解释,也给读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谈到政治制度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时,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不是因为它们互相尊重价值观,也不是因为其立法机构能阻止病态领导人走向危险边缘,而是因为民主国家一般具有开放的自由经济基础,以及可预期的持续开放的经济政策。如果民主国家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不会真正开放自由经济的行为主体,那么民主国家就会和专制国家一样具有侵略性。

本书写于2015年,作者在最后一个章节对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基于之前三十多年来,中国始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秩序的积极参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等等。“当然,由于中国的意图可能改变,所以美国永远会担心。” 最近恰逢中美贸易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将成为作者贸易预期理论的正例还是反例?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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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档案
[澳] 玛拉·穆斯塔芬 / 李尧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8-2

当极权的围墙被击垮,历史空白才有可能被补写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你要明白,逮捕人不需要任何理由。

——阿赫玛托娃

这本书充满了真诚,作者玛拉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探寻各种细微的痕迹,对家族那跨越国界和政治制度的迁徙史进行追溯,对那个动荡惨烈的时代进行真相的还原。直面真相需要勇气,特别是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令人战栗的真相。一个生命的被剥夺,仅仅是在一张“严厉刻板、毫无人性”的判决书上,用了三句话和一周的时间,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而这种现象竟然是如此的普遍。

一个极权时代终结了,作恶的权力和虚假的宣传消失了,善良的人性得以渐渐恢复。但面对档案馆中那些冷冰冰的关于酷刑、背叛和生命灭失的真实记录,你仍然会感到恐惧,对人的恐惧、对那种大规模丧失人性的状态的恐惧、对宣称代表着正义和法律,却任意践踏生命和尊严的权力的恐惧。“摊在面前的是亲人们的生命。我闯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生活,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可是,我要去揭露的非正义行为是那么穷凶极恶,我有权利停下来吗?”

1909年,白俄罗斯的奥尼库尔家族移居哈尔滨,对于一个犹太家庭,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
1909-1936期间,十月革命,大批俄罗斯人逃亡中国东北;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并要求原俄罗斯移民必须登记为苏联公民;日本军队开进东北,采取“以俄制俄”,不断侵扰持有苏联护照的人。
1936年,奥尼库尔夫妇不堪其扰,跟随两个孩子曼娅和亚沙迁到苏联高尔基市。那儿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和他的口号:“生活已经变得更美好”。
1937年,人们欢天喜地,在莫斯科点亮了二十五万棵圣诞树,作为这个国家“幸福的青春时代”的象征。而于此同时,令无数人遭遇灭顶之灾的全国“大清洗”开始了。

几乎全部“哈尔滨-苏联人”都被定性为日本间谍,48133人遭到逮捕,其中30992人被枪决。其余17141人几乎都被监禁在劳改营或监狱里。曼娅和父亲被判执行枪决,亚沙被判监禁十年,母亲被判流放五年。

当极权的围墙被击垮,很多历史“空白”才有可能补写。九十年代初,当局在原克格勃总部对面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很简单:“纪念极权主义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这也许是曼娅她们唯一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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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核劫余生
[美]苏珊·索萨德 / 康洁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8-3

很多人对于日本被原子弹轰炸的一个常见反应是“日本人罪有应得”,然而遭受核爆的几乎都是平民,那些幸存者的余生,漫长得可怕

二战期间,日本在经济和军事动荡之下,好战激情日益高涨,只重视服务国家,毫不在乎个体的生命。由于袭击美国珍珠港、屠杀亚洲平民、虐杀盟军战俘等行为,很多人对于日本被原子弹轰炸的一个常见反应是“日本人罪有应得”,然而遭受核爆的几乎都是平民。他们如何面对剧烈的肉体痛苦和心理创伤,生还者如何面对生活?目前已出版的被爆者证言集几乎都聚焦于核爆后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关于生还者长期的生活状态,身体、情感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则很少有人提及。

这本《核劫余生》记录了五位长崎原爆生还者在70年间的故事。被核战争撕裂的个人生活历程是怎样的?这些生还者在被采访时,大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以老年人的视角向作者讲述了余生非凡而感人的经历。在大多数受害者由于种种顾虑选择沉默时,这些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公开谈论他们的经历,替死难者发声,消除人们对核爆现实的无知,防止未来发生更严重的核恐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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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温春来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8-3

少数民族的身份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一统国家的建构,至少在民国,彝族精英们曾试图突破“五族共和”的框架,争取本族独立的族属地位

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构建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色?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

本书主要通过六个人物故事讲述“彝族”精英是如何突破“五族共和”的框架,争取本族的独立族属地位的。现实的政治环境以及深植于过去的历史记忆,为他们提供了表演的空间与资源,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书写着一种新的人群意识,构建出了一种新的记忆。作者认为“彝族”的族称虽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的,但自宋代以迄民国,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范围中,上层分子一直在建构一个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人群共同体,今天的民族识别深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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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
吕思勉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2018-3

大同社会既然真实地存在过,那么将来也可能再造不是吗?

这本书的作者吕思勉先生是钱穆先生的老师,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不求诸特别的史料,也不求奇崛的观点和方法,而是从最寻常的正史入手,以严谨缜密的逻辑梳理推导出前所未闻的新知。都说吕思勉先生属于全史型的治学进路,用如今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大历史观;还使用了一些西方传入的新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但总体来看,这些方法使用得还比较粗糙,重要的依然是个人的洞见。

这本《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一样,从上古始,一直讲到汉朝,主要的观点倒也通疏,所谓的中国社会变迁,无非就是从炎黄三代时期的大同,堕落为夏商周的小康,再到春秋战国秦汉的乱世,再往后,便一直是乱世了。

吕思勉先生认为炎帝统治的农耕民族是平和、文明且富足的,那是真正的大同时期,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剥削的。但炎帝部族却被可能是以渔猎为生的黄帝的部族所征服,所以从此有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由大同到小康的转折点,尽管如此,因为炎帝部族的文明高于黄帝部族,所以炎黄合体之后,依然保留了不少大同的特点,比如田地和山泽的共有,各种文明的器具,互助的精神。“然则这时候,除多顶着一个偶像在头上,多养活一个寄生虫在身上之外,其余还无甚大苦;病象不甚利害,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周朝之后,又进入了乱世,除了剥削和统治阶级越发原形毕露外,也因为生产的发达,带来了更为繁华的商业和贸易,唤起了人的自私心理,于是公共和互助的精神没有了,人们变得多疑猜忌,为着自己的利益要去损害他人了,虽有“苦心焦思,以救世为务的,如孔子墨子之徒,然而一二伟人的设教,到底敌不过多数人生活的要求。”而汉朝虽有改革,终究积重难返。

吕思勉先生认为,大同之世并不是孔子的空想而是确有的史实,既然大同曾经存在过,那么将来也可能再造,“我们希望将来的社会:人与人利害,全然一致。人对物,亦因抗争之力强了,只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因此,人与人,固然惟是互相亲爱,即其对物,亦无复憎恶、畏怖之念。”它不仅是孔子所想望,也是我们心所向慕和祈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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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记
[日] 芥川龙之介 / 施小炜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2018-3

当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遇见大儒章太炎

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观察员来中国访问。他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这本《中国游记》就是芥川回国后写就,记录下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的散文集。

在这本游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佩,但更多的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与不满。他写上海,既有车夫、妓女、卖花老妇的底层生活,也有戏园、咖啡馆、西洋公园的闲适景致。还写到拜访章太炎的细节,说章先生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挂了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在墙上。整个书斋寒冷彻骨,坐席不铺坐垫,惟主人的坐席铺着毛皮。章先生本人面容不够伟岸,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章先生的谈话内容,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读来颇有意味。

– 给生无可恋的小编加个鸡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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