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不配拥有自由吗? |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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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践行和要求过人间的自由,以自觉自律为底色的各类自由,那也是极其不公正的,只是他们不以“自由”这个现代词汇来指代罢了

中国缺乏的不是自由的精神,而是缺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

文 | Lyre

自由这个现代词汇用起来,有时候让人觉得词不达意。西人有《论自由》《论出版自由》有《自由选择》《逃避自由》还有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西方自由主义一脉源远流长、蔚为大观。而遍观中国古人的著作,几乎从未有那部名篇是以自由来冠名,庄子所言的自由,不如说是自在,那是随心所欲的仙人的境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下意识的说,没有绝对的自由,那是因为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自由这个词所指的,大多都是庄子仙人般的自由啊。但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践行和要求过人间的自由,以自觉自律为底色的各类自由,那也是极其不公正的,只是他们不以“自由”这个现代词汇来指代罢了,一个君子,如果真的崇尚道德,那怎么能不重视作为道德土壤的自由呢?撇开自由论道德,不过伪君子罢了。

那么,古中国的自由,要去哪里寻找呢?答案之一是,学问和学校的自由。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并不缺乏自由的精神,所缺的,乃是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所以以下讨论的自由都是自由的精神,而不是今天政治学意义上的言论结社学术自由,倒不如反过来说,是自由的言论、结社和学术。

孔子在周朝教育贵族的官学以外兴私学,无论出身有教无类的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当然孔子的私学,不仅仅是教授修身的学问,同样周游列国,希望影响时局,力挽礼崩乐坏的狂澜。孔子的私学如果还带有精英色彩,同时代也有针对平民的公共教育,比如乡校,则请村中德高望重的父老,在秋天丰收后讲学教化当地人,这种教化活动,很自然的延伸到了议政上。于是便有了“子产不毁乡校”的美谈,子产在郑国进行改革,有保守的国人在乡校批评他的新政,有人便建议子产捣毁这个讲闲话的地方,子产却视乡校的议论为师,虚心听取这些批评。孔子听了盛赞“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或许可以说,孔子的私学和春秋时的乡校,学校,便带有着求学和议政的双重性质,这两重旋律,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

关于自由的教育,朱熹说得清楚,人要“学以为己”,这里的“学以为己”当然不是鼓励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追求学问应该是为了人内心的满足、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一种开明的自我考验和训练中,锤炼出健全的人格,然后修己而达人。而不是为了通过科举谋求功名利禄,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朱熹不仅办白鹿书院主张以为己之学而“养士”,同样关心地方教育,他兴建祠堂和藏书阁,推行如同地方宪法一样的乡约,这种乡约同样出自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而不是长官的命令。朱熹认为理想的治理不是出自强制和暴力,而是依靠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自觉,以此来达到合乎秩序的自治。

所以朱熹并不像孟子一样,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论识字或不识字,“朱子都主张应该推动根据于自发性及承担相互责任的原则的自由教育。”在这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实践的人不断地自我发现,相互讨论,促进社会的更新。

所以在朱子那里,自由的教育所培育出来的健全人格是一切良治的基础(求学),那么在太学或学院中自由的结社与言论则是那些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的基础(议政)。汉有太学生运动,激昂风节;明有东林学人的清议,慷慨悲歌。虽总为污蔑为党锢之祸或亡国于党争,但仔细翻看历史,其实都是正义之士在毫无言论结社自由的保障之下,以血肉之躯直面暴政、舍生取义的悲壮的故事。

汉朝太学,本是汉武帝为独尊儒术所建,慢慢演变成褒贬时政的舆论中心,在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之下,太学生互相交游,不仅在太学,有人还周游各郡,在郡县的地方学校寻找同好,因而渐渐形成了松散的联盟。这些太学生因为尚未跻身官场,与民间接触更多,而且也深受儒家教育中民本思想的影响,因而对政治的黑暗更有体察。于是常有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愿方式包括“上书”“举幡”,常常一人登高千人响应,他们批评当时铸大钱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征服西羌的战事,他们的诉求常常是为了赦免被污蔑的贤臣,或者惩治胡作非为的宦官势力,而当时的请愿确实会促使皇帝不得不从宽处置太学生力保的臣子。除了请愿,太学生们也会编一些歌谣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一时“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当时的来自现实政治的舆论,与来自神秘主义的谶纬一齐,一度成为节制皇权、影响政局的方式。宦官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太学生运动都被指责为是“党人”,宦官们假借皇帝的诏书,杀害领导运动的太学生,无数人下狱,最终酿成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到了明朝,削籍回乡的顾宪成在无锡重开东林书院,不同于汉朝所设的太学,顾宪成主持的东林书院是一个地方书院,就是在这个地方书院,一时间群英荟萃。书院虽然研读经典,但所有对于经典的讨论和讲解都脱不了现实政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便是出自顾宪成之手。东林书院同样继承了乡校的传统,除了学者士人,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会慕名听讲。“着手处虽是一乡一书院,着眼处却在天下人心士气;着手处虽是在讲习圣人经书,着眼处却在干预朝政时局”在野的顾宪成虽然专注讲学,也同时与朝廷的高层保持联系,时常与旧友联系,力图通过旧友影响朝政,反对秘密政治、宦官擅权、批评当时的矿税之祸和“考成法”等一些不合理的法令。然而历史仿佛存在某种复调,顾宪成和东林书院被政敌和宦官攻击,最后同样被扣上了“东林党人”的帽子。以至于黄宗羲发出感叹“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致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在魏忠贤及其爪牙追捕迫害东林党人之时,有许多虽然大字不识深明大义的平民百姓挺身而出保护东林党人,为其哭号鸣冤,偷运东林党人在狱中写下的以死明志的血书。

其实早在明初,朱元璋就下令,太学和地方官学有编制的生员(学生)不许发表政治上的言论。他们说话,甚至得比从事农工商的平民还要小心。张居正也曾大规模的关闭民间和地方上的书院。到了清朝,乾隆直接认为明朝亡于东林党,因为东林书院聚众办学,形成门户之见,朋党之流,不以朝廷利益为先,于是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一个从未掌权、一直处于弱势的在野的群体。在清朝,除了不让生员发表政见,也不让他们为人打官司,不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连出版著作的自由也一并被夺去。

在捍卫道统、以讲学舆论请愿抵御黑暗政治的血路上,在每一次的镇压事件中,其实都有英勇的个人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这一切,明末学者黄宗羲都看在眼里,虽然对这些英雄行为充满了敬畏之情,但黄宗羲也同样开始怀疑这些几近赤手空拳,暴露在绝对皇权下英雄行为的效用。“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娩嫌疑之顾盼。”这里的法,首要的意思是系统与制度。在他看来,如果整个制度本身不合理,那么个人再英勇也是无法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的。

黄宗羲当然不认同明朝的覆亡应当由东林学院来负责的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学校应该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学校不仅是人们接受教育、完善自我的地方,同样也应该成为大众参政的管道。在三代,是非曲直都要靠学校的舆论来裁断。“天子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正是因为后来是非出于朝廷,官方的太学才渐渐失去了这些功能,人们才转而向东林书院这样的地方学院寻求真正的教育和舆论。

黄宗羲还为这种理想的学校制度规划了非常具体的蓝图,“他深知公开讨论公众及学术问题的重要性,也提倡应该确立公开讨论的可靠制度。”这些可靠的制度包括由政府从京师到郡县乃至乡野都普设学校,但各级学校都独立运作,不受上面的干扰。“这些主持学校的人也就不必已经由科举名位,这样他们才能在一般教育事务及其地方事务上都有充分的自由;就前者言之,学官们可以有权罢黜补博士弟子(即秀才)的权利,而不受提学的干预;就后者言之,则学官于地方事务的意见更应受郡县官的尊敬。相同地,太学祭酒也应该每月(朔日)南面讲学论证,由天子、以及宰相、六卿、谏议与太学弟子同列参加听讲。”这些制度无不在强调学院和学术的独立性,舆论的自由公开,学术共同体的自治,乃至士人的参政管道。

黄宗羲把自己全面反思帝制的这本书成为《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取自当年周武王向殷商遗老箕子问政的典故,然而他大概想不到,明朝灭亡几百年后,他的理想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人仍在争取保障自由的制度上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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