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季风上海图书馆店为展开倒计时悼念活动，对门口进行了重新设计。黑色玻璃幕墙可以映出读者的身影，门口倒计时牌子下则贴满了读者的手写留言。
季风书园二十年，这是最后的告别
文 | 刘芳
（财新记者 ）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那些闪耀的思想，请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脚下。”最后的告别，像诗句，挂在上海季风书园的进门处。旁边写着，“季风书园暂别倒计时：第xxx天。”。
季风即将停业。原因是上海图书馆“考虑用房现状和事业发展需求”，决定在租约期满，即2018年1月31日后，“收回房屋自用”。这封由上海图书馆出具的公函复印件，就摆在书店进门的桌子上，供读者查阅。
桌子后面的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
“‘只有你和我，在这屋子里，如此地远离人世。’季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等你回来。”
“二十年不容易。季风，从陕西南路一直到上图地铁站，你陪伴了我20年。感谢。”
桌子后面的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 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结果
季风书园创立于1997年，最初只是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通道里的一间小屋子，面积41平方米，仅有8000多册书。创始人之一严搏非，从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辞职，一头扎进了书店的事业里。
他没想过这件事会做多久，以至于如今到了需要纪念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任何当年的记录。
差不多前后脚，几家后来闻名全国的独立民营书店在各地不约而同出现。贵州的西西弗书店，北京的万圣书园、国林风、风入松，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晓风书屋⋯⋯严搏非这样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分流，邓小平南巡，自由经济在不争论的背景下崛起。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合流，才有了我们的书店。这几乎是被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一个结果。”
办书店的初衷很简单。知识分子爱书，懂书，想要离开体制找点事养活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当书商、开书店。在这样一个天然与知识、价值结合在一起的空间里，书店主人的知识本能和价值观立刻通过选书、采购、陈列体现出来，成为书店的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开店之初就经常造访，“我判断一个书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分类行不行。那时上海书城分类最差：有多少个学科都被归为一类‘社会科学’。但季风非常专业，哪怕你不熟悉书店的布局，也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很快大家就有了一个共识：要买书就去季风。”
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那时严搏非每周会大量阅读，寻找对当下文化和社会问题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放在显眼的位置，反复推荐。季风始终保持三成以上学术书籍，几乎不卖当下流行的畅销书，更不卖图书门类里最赚钱的教材教辅。
看看那些年季风的畅销榜单就知道了，当《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南北时，这里排上榜首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冯衣北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
今天，季风“一周热销”处摆放的是：《阿伦特：关键概念》《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以自由之名：乔姆斯基论美国》《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严搏非慢慢总结出季风的风格，把它印在书店的介绍上：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季风书园很快一步步壮大。开业一年多，它就谈下了旁边城龙溜冰场的租约，将书店扩展到900多平方米。
严搏非回忆，之所以扩建，是受了北京风入松书店的鼓舞。出身于北京大学外哲所的王炜，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将一家学术书店开到800平方米以上。“风入松证明，这样规模的学术型独立书店是可以生存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过哪怕一丝的大书店想象。”
2017年4月23日，上海，读者在季风书园里选购图书。
接下来，季风不断开出新的分店，复兴西路店、莲花路店、黄陂店、静安艺术店、来福士广场店、徐家汇百脑汇概念店⋯⋯最鼎盛时，共有八家店在。
“我们这么多年来都受惠于季风。”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宋宏说。早年间他陪太太逛商场，总是自己拎一个折叠椅，太太去买衣服，他就坐在一旁看书。他笑道，“自从季风在来福士店开起来，我就不需要带折叠椅了。”
陕西南路总店无疑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由于这里是地铁1号线与10号线换乘站，交通便利，客流量大，来来往往的读者络绎不绝。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晓渔回忆，以前需要出站换乘时，地铁公司规定半小时内换乘则车票有效，他就常常利用这个时间，“20分钟去逛季风，浏览一圈新书，再用10分钟赶地铁。”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知道多少次，严搏非找到自认为冷僻的好书，藏几本在书架里，结果很快就被读者翻出来买走了。路易·巴赞的《突厥历法研究》就是这样，来一本卖一本，一年下来卖掉了六本。一次严搏非偶然找到一本“先锋诗人散文汇编”，刚拿进书店两小时，就被买走了。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当年没有中译本，只有外研社出了英文影印版。就这样，影印版在季风一年居然也卖掉了100多本。
书店的美好，就在于这样的不期而遇。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严搏非攒下许多这样的故事。
早年的宣传方式有限且不及时，常常，季风举办作者见面会前都没有预告，只在活动当天贴个通知，凑巧碰上的读者就坐下来听一场。那时，王安忆、陈丹青、李欧梵来做讲座，也不过十几个读者来听；放在今天难以想象。
2017年5月8日，季风书园暂别倒计时
前些年董建华还任香港特首的时候，每年到北京述职之后，会来上海住一个星期，就在陕西南路附近的老锦江饭店。每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他就会到季风来，待两个小时，然后回去吃晚饭。连续七天如此。严搏非并未在店里碰见过他，如此轶事，也不过是听市政府的朋友日后闲聊起。
“季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买书到季风，要找朋友也去季风，每一回都能看到熟人。”许纪霖说，“和朋友约在季风，既不怕朋友迟到，也不怕自己迟到，不管早到晚到反正先看书。季风就这样从一家书店，慢慢变成文化人的一个雅居，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严搏非看过董桥的一篇散文，写伦敦一家小书店的故事。一位行色匆匆的顾客走进店里，说自己马上要去赶火车，请店员推荐一本在火车上看的书。店员女孩拿起手边一本《福尔赛家族》，说自己刚看完，非常喜欢。顾客付钱拿着书走了，没两分钟又回来，说，这书送给你。原来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高尔斯华绥，1932年的诺奖文学奖得主。店员感动于这样的相遇，几年后开了自己的书店，每周定期举办作者见面会。日后这里成为知名作家们都想办活动的胜地。
“我们办活动，就源于这样一个美好的想法。”严搏非说，“独立书店在最初都没有什么高远的目标，就是很单纯很朴素的愿望，要促进那些有价值的知识的传播。”
- 不止一次“季风保卫战”
很快，这些单纯朴素的愿望感受到各方巨大的压力。
首先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上书店大行其道，电子书逐渐成为趋势。书店成了人们网购之前的“体验店”，主要用于记下书名、试试手感，以便回头在亚马逊、当当、京东网购；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娱乐消费方式升级，人们的阅读时间和兴趣正在整体下滑，捧一本书在手里细读几乎成为奢侈。更何况，这十年里大城市地价急速增长，仅靠卖书，书店根本无力负担房租。
有些书店调整策略，以咖啡茶座为主，“以卡布奇诺养活卡尔维诺”；有些书店则依靠政府补贴，勉力维持开店成本。季风的重点始终在书，对于其他费心甚少，许多读者对陕西南路店15元一杯的咖啡印象深刻，价格低廉，味道也确实难喝。
越来越多独立书店关门歇业，季风的难以为继也早已不是新闻了。
越来越多独立书店关门歇业，季风的难以为继也早已不是新闻。
第一次“季风保卫战”发生在2008年。陕西南路店的十年租约到期，地铁公司通知租金价格要上涨10倍，书店完全无法支付，停业在即。许多读者和媒体强烈呼吁，要在商业中心区域为书店留下空间，当时有句口号是，“地铁站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而没有哈贝马斯。”
“我想大家要保留的不是一个买书的地方，买书已经不是问题了，书店多一家少一家不那么重要。问题是季风已经成为上海一个心灵上和文化上的家园，这是不可替代的。”许纪霖说，“如果北京和上海是双城的话，万圣和季风就像双子星座一样，是民营书店和公共空间的象征。”
经过长时间谈判，季风又赢得三年低价续约。但很快，它的几家分店相继停业，原因都是租约到期，租金上涨。当时有关季风的报道，充斥着“再失一城”“仅存一店”“多年轮回一场梦”字样。
第二场“保卫战”很快到来。2012年底，陕西南路店新的三年租约到期，地铁公司再次要求提高租金。最终，在与上海市政府、地铁公司等多方面斡旋下，季风同意撤出陕西南路站，搬到10号线上海图书馆站；严搏非退出经营管理，总经理位置交给“70后”企业家于淼。
于淼学国际贸易专业出身，是一家B2C电商平台的创始人，在交通大学读了EMBA，又在偶然机会下开始做公益，主要专注于灾后民间救援和乡村支教项目。他的大学同学是季风的读者，听说要关店，就去问于淼是否有兴趣接手。
于淼与严搏非在交接前一个月才认识，总共见了三次面。严搏非发现，于淼的商业背景和公益经历，使他既不必太担心经营压力，又对书店事业抱有理解和支持。第三次见面时，严搏非说，“今天就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明天我宣布关店了。”最后一刻，他找到了接班人。
2013年4月23日，季风上图店开业。
在开业前夕的发布会上，于淼向媒体介绍，已找到几位青年企业家注资，完成重组。他特别提到，“我不会让季风只维持两三年后撤退，一定会做出更多理性的拓展。”
- 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的努力
整整四年之后，2017年4月23日，季风发布了即将停业的消息。
2013年4月4日，季风陕西南路店搬家在即，读者专程前往书店买书。
消息上午发出，下午闻讯赶来的读者已超过日常平均人数。这一天，季风的销售额也是四年来的最高纪录。
家住浦东的高先生特意在下班之后远道赶来，一次买下7000多元的书，到晚上11点闭店时才离开。“他们选书很用心，关门太可惜了。书店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也不像话。一块土地不能只种庄稼，不种水果和鲜花。”
从1997年就光顾季风的读者葛万军，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此前他的公司在陕西南路站附近，有几年时间，他每天中午都会去季风转一圈，以此作为午休。书店搬到上图站之后，他也常来参加讲座。同济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家琪的“我们时代的哲学问题”、许纪霖的“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朱大可的“20世纪中国文化简史”，每个主题12讲，他每场都来，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许纪霖注意到，来季风的听众职业多元，白领、金融高管、医生、慈善公益和培训机构各色人等都有，但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提的问题都不专业，但他们很敏锐。不像现在大学生提的问题和自己的生活都没关系，从书本到书本；他们的问题是从生活中感受出来的，与人生经历、痛与爱是相关联的。你感觉得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他认为，季风到了上海图书馆以后，读者的主体有了质的变化，从文化人、读书人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就在这五年到十年期间，上海的白领阶层已经走向了文化舞台。”
于淼正是基于此转换了书店的经营重心。他认为，在网络购书普及的时代，如果书店还只是将购书作为最重要的职能，存在的意义不大。“我们希望把书店做成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用更鲜活的方式传播进步的知识和观念。”
季风书园近期活动
四年来，季风上图店共组织了443场活动，150场系列人文讲堂，累计有10万人次参加。即便前一晚才发出的活动通知，第二天也能落座上百人。因“不断拓展读书组织功能效应，成为读者的精神家园”，2016年季风书店获得第二届华文领读者“阅读组织者”大奖。
关于城市中的文化空间打造，于淼还有更多构想。去年他最心仪的是上海复兴公园里的一栋楼，早年是卡拉OK钱柜所在地，占地3600多平方米。他想拿下来，“钱柜变书柜”。他做了很多规划与前期准备，比如，打算与喜马拉雅合作做一个透明直播间；建立美国流行的STEM实验室，培育公众科学素养；设一个跑步实验室，引进欧洲的仪器设备，“在上面跑一圈你就知道你的肌肉和足底受力分布状况，教你如何防护。房子外面就是草坪，特别美，很多读书会、放映会就可以直接在草坪上举行⋯⋯”
谈起种种畅想他滔滔不绝。计划已在进行中，谁知经营商突然被提前八年收回了经营权，经营商为之打起官司，结果也不了了之。“那时候特别心痛。”
在上海新江湾、八里台、嘉定区等几个社区的合作项目也以各种理由被叫停，于淼不知道原计划今年在济南、温州两地的分店是否能顺利开业。他们还在期待某种转机，同时，“在死的过程中，也在酝酿生，看看未来能有什么方式能够继续我们原有的理念”。
未来两百多天里，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纪念活动，20个人文主题讲座，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正在一一进行。他们也在邀请季风老友和读者们撰稿，书写与季风相关的往事，出版纪念册，录制音视频。
严搏非说，“这会是一场美的、优雅的、有尊严的告别。我期待一个完美的葬礼。”
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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