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报道:季风书园二十年,这是最后的告别 | 季风时代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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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季风上海图书馆店为展开倒计时悼念活动,对门口进行了重新设计。黑色玻璃幕墙可以映出读者的身影,门口倒计时牌子下则贴满了读者的手写留言。

季风书园二十年,这是最后的告别


文 | 刘芳
(财新记者 )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那些闪耀的思想,请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脚下。”最后的告别,像诗句,挂在上海季风书园的进门处。旁边写着,“季风书园暂别倒计时:第xxx天。”。

季风即将停业。原因是上海图书馆“考虑用房现状和事业发展需求”,决定在租约期满,即2018年1月31日后,“收回房屋自用”。这封由上海图书馆出具的公函复印件,就摆在书店进门的桌子上,供读者查阅。

桌子后面的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

“‘只有你和我,在这屋子里,如此地远离人世。’季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等你回来。”

“二十年不容易。季风,从陕西南路一直到上图地铁站,你陪伴了我20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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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后面的玻璃墙上,已贴满了读者们闻讯写来的卡片。

  • 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结果

季风书园创立于1997年,最初只是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通道里的一间小屋子,面积41平方米,仅有8000多册书。创始人之一严搏非,从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辞职,一头扎进了书店的事业里。

他没想过这件事会做多久,以至于如今到了需要纪念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任何当年的记录。

差不多前后脚,几家后来闻名全国的独立民营书店在各地不约而同出现。贵州的西西弗书店,北京的万圣书园、国林风、风入松,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晓风书屋⋯⋯严搏非这样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分流,邓小平南巡,自由经济在不争论的背景下崛起。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合流,才有了我们的书店。这几乎是被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一个结果。”

办书店的初衷很简单。知识分子爱书,懂书,想要离开体制找点事养活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当书商、开书店。在这样一个天然与知识、价值结合在一起的空间里,书店主人的知识本能和价值观立刻通过选书、采购、陈列体现出来,成为书店的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开店之初就经常造访,“我判断一个书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分类行不行。那时上海书城分类最差:有多少个学科都被归为一类‘社会科学’。但季风非常专业,哪怕你不熟悉书店的布局,也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很快大家就有了一个共识:要买书就去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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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那时严搏非每周会大量阅读,寻找对当下文化和社会问题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放在显眼的位置,反复推荐。季风始终保持三成以上学术书籍,几乎不卖当下流行的畅销书,更不卖图书门类里最赚钱的教材教辅。

看看那些年季风的畅销榜单就知道了,当《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南北时,这里排上榜首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冯衣北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

今天,季风“一周热销”处摆放的是:《阿伦特:关键概念》《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以自由之名:乔姆斯基论美国》《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严搏非慢慢总结出季风的风格,把它印在书店的介绍上: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季风书园很快一步步壮大。开业一年多,它就谈下了旁边城龙溜冰场的租约,将书店扩展到900多平方米。

严搏非回忆,之所以扩建,是受了北京风入松书店的鼓舞。出身于北京大学外哲所的王炜,在没有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将一家学术书店开到800平方米以上。“风入松证明,这样规模的学术型独立书店是可以生存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过哪怕一丝的大书店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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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3日,上海,读者在季风书园里选购图书。

接下来,季风不断开出新的分店,复兴西路店、莲花路店、黄陂店、静安艺术店、来福士广场店、徐家汇百脑汇概念店⋯⋯最鼎盛时,共有八家店在。

“我们这么多年来都受惠于季风。”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宋宏说。早年间他陪太太逛商场,总是自己拎一个折叠椅,太太去买衣服,他就坐在一旁看书。他笑道,“自从季风在来福士店开起来,我就不需要带折叠椅了。”

陕西南路总店无疑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由于这里是地铁1号线与10号线换乘站,交通便利,客流量大,来来往往的读者络绎不绝。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晓渔回忆,以前需要出站换乘时,地铁公司规定半小时内换乘则车票有效,他就常常利用这个时间,“20分钟去逛季风,浏览一圈新书,再用10分钟赶地铁。”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知道多少次,严搏非找到自认为冷僻的好书,藏几本在书架里,结果很快就被读者翻出来买走了。路易·巴赞的《突厥历法研究》就是这样,来一本卖一本,一年下来卖掉了六本。一次严搏非偶然找到一本“先锋诗人散文汇编”,刚拿进书店两小时,就被买走了。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当年没有中译本,只有外研社出了英文影印版。就这样,影印版在季风一年居然也卖掉了100多本。

书店的美好,就在于这样的不期而遇。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严搏非攒下许多这样的故事。

早年的宣传方式有限且不及时,常常,季风举办作者见面会前都没有预告,只在活动当天贴个通知,凑巧碰上的读者就坐下来听一场。那时,王安忆、陈丹青、李欧梵来做讲座,也不过十几个读者来听;放在今天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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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8日,季风书园暂别倒计时

前些年董建华还任香港特首的时候,每年到北京述职之后,会来上海住一个星期,就在陕西南路附近的老锦江饭店。每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他就会到季风来,待两个小时,然后回去吃晚饭。连续七天如此。严搏非并未在店里碰见过他,如此轶事,也不过是听市政府的朋友日后闲聊起。

“季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买书到季风,要找朋友也去季风,每一回都能看到熟人。”许纪霖说,“和朋友约在季风,既不怕朋友迟到,也不怕自己迟到,不管早到晚到反正先看书。季风就这样从一家书店,慢慢变成文化人的一个雅居,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严搏非看过董桥的一篇散文,写伦敦一家小书店的故事。一位行色匆匆的顾客走进店里,说自己马上要去赶火车,请店员推荐一本在火车上看的书。店员女孩拿起手边一本《福尔赛家族》,说自己刚看完,非常喜欢。顾客付钱拿着书走了,没两分钟又回来,说,这书送给你。原来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高尔斯华绥,1932年的诺奖文学奖得主。店员感动于这样的相遇,几年后开了自己的书店,每周定期举办作者见面会。日后这里成为知名作家们都想办活动的胜地。

“我们办活动,就源于这样一个美好的想法。”严搏非说,“独立书店在最初都没有什么高远的目标,就是很单纯很朴素的愿望,要促进那些有价值的知识的传播。”

  • 不止一次“季风保卫战”

很快,这些单纯朴素的愿望感受到各方巨大的压力。

首先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上书店大行其道,电子书逐渐成为趋势。书店成了人们网购之前的“体验店”,主要用于记下书名、试试手感,以便回头在亚马逊、当当、京东网购;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娱乐消费方式升级,人们的阅读时间和兴趣正在整体下滑,捧一本书在手里细读几乎成为奢侈。更何况,这十年里大城市地价急速增长,仅靠卖书,书店根本无力负担房租。

有些书店调整策略,以咖啡茶座为主,“以卡布奇诺养活卡尔维诺”;有些书店则依靠政府补贴,勉力维持开店成本。季风的重点始终在书,对于其他费心甚少,许多读者对陕西南路店15元一杯的咖啡印象深刻,价格低廉,味道也确实难喝。

越来越多独立书店关门歇业,季风的难以为继也早已不是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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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独立书店关门歇业,季风的难以为继也早已不是新闻。

第一次“季风保卫战”发生在2008年。陕西南路店的十年租约到期,地铁公司通知租金价格要上涨10倍,书店完全无法支付,停业在即。许多读者和媒体强烈呼吁,要在商业中心区域为书店留下空间,当时有句口号是,“地铁站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而没有哈贝马斯。”

“我想大家要保留的不是一个买书的地方,买书已经不是问题了,书店多一家少一家不那么重要。问题是季风已经成为上海一个心灵上和文化上的家园,这是不可替代的。”许纪霖说,“如果北京和上海是双城的话,万圣和季风就像双子星座一样,是民营书店和公共空间的象征。”

经过长时间谈判,季风又赢得三年低价续约。但很快,它的几家分店相继停业,原因都是租约到期,租金上涨。当时有关季风的报道,充斥着“再失一城”“仅存一店”“多年轮回一场梦”字样。

第二场“保卫战”很快到来。2012年底,陕西南路店新的三年租约到期,地铁公司再次要求提高租金。最终,在与上海市政府、地铁公司等多方面斡旋下,季风同意撤出陕西南路站,搬到10号线上海图书馆站;严搏非退出经营管理,总经理位置交给“70后”企业家于淼。

于淼学国际贸易专业出身,是一家B2C电商平台的创始人,在交通大学读了EMBA,又在偶然机会下开始做公益,主要专注于灾后民间救援和乡村支教项目。他的大学同学是季风的读者,听说要关店,就去问于淼是否有兴趣接手。

于淼与严搏非在交接前一个月才认识,总共见了三次面。严搏非发现,于淼的商业背景和公益经历,使他既不必太担心经营压力,又对书店事业抱有理解和支持。第三次见面时,严搏非说,“今天就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明天我宣布关店了。”最后一刻,他找到了接班人。

2013年4月23日,季风上图店开业。

在开业前夕的发布会上,于淼向媒体介绍,已找到几位青年企业家注资,完成重组。他特别提到,“我不会让季风只维持两三年后撤退,一定会做出更多理性的拓展。”

  • 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的努力

整整四年之后,2017年4月23日,季风发布了即将停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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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4日,季风陕西南路店搬家在即,读者专程前往书店买书。

消息上午发出,下午闻讯赶来的读者已超过日常平均人数。这一天,季风的销售额也是四年来的最高纪录。

家住浦东的高先生特意在下班之后远道赶来,一次买下7000多元的书,到晚上11点闭店时才离开。“他们选书很用心,关门太可惜了。书店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也不像话。一块土地不能只种庄稼,不种水果和鲜花。”

从1997年就光顾季风的读者葛万军,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此前他的公司在陕西南路站附近,有几年时间,他每天中午都会去季风转一圈,以此作为午休。书店搬到上图站之后,他也常来参加讲座。同济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家琪的“我们时代的哲学问题”、许纪霖的“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朱大可的“20世纪中国文化简史”,每个主题12讲,他每场都来,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许纪霖注意到,来季风的听众职业多元,白领、金融高管、医生、慈善公益和培训机构各色人等都有,但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提的问题都不专业,但他们很敏锐。不像现在大学生提的问题和自己的生活都没关系,从书本到书本;他们的问题是从生活中感受出来的,与人生经历、痛与爱是相关联的。你感觉得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他认为,季风到了上海图书馆以后,读者的主体有了质的变化,从文化人、读书人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就在这五年到十年期间,上海的白领阶层已经走向了文化舞台。”

于淼正是基于此转换了书店的经营重心。他认为,在网络购书普及的时代,如果书店还只是将购书作为最重要的职能,存在的意义不大。“我们希望把书店做成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用更鲜活的方式传播进步的知识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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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书园近期活动

四年来,季风上图店共组织了443场活动,150场系列人文讲堂,累计有10万人次参加。即便前一晚才发出的活动通知,第二天也能落座上百人。因“不断拓展读书组织功能效应,成为读者的精神家园”,2016年季风书店获得第二届华文领读者“阅读组织者”大奖。

关于城市中的文化空间打造,于淼还有更多构想。去年他最心仪的是上海复兴公园里的一栋楼,早年是卡拉OK钱柜所在地,占地3600多平方米。他想拿下来,“钱柜变书柜”。他做了很多规划与前期准备,比如,打算与喜马拉雅合作做一个透明直播间;建立美国流行的STEM实验室,培育公众科学素养;设一个跑步实验室,引进欧洲的仪器设备,“在上面跑一圈你就知道你的肌肉和足底受力分布状况,教你如何防护。房子外面就是草坪,特别美,很多读书会、放映会就可以直接在草坪上举行⋯⋯”

谈起种种畅想他滔滔不绝。计划已在进行中,谁知经营商突然被提前八年收回了经营权,经营商为之打起官司,结果也不了了之。“那时候特别心痛。”

在上海新江湾、八里台、嘉定区等几个社区的合作项目也以各种理由被叫停,于淼不知道原计划今年在济南、温州两地的分店是否能顺利开业。他们还在期待某种转机,同时,“在死的过程中,也在酝酿生,看看未来能有什么方式能够继续我们原有的理念”。

未来两百多天里,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纪念活动,20个人文主题讲座,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正在一一进行。他们也在邀请季风老友和读者们撰稿,书写与季风相关的往事,出版纪念册,录制音视频。

严搏非说,“这会是一场美的、优雅的、有尊严的告别。我期待一个完美的葬礼。”

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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